幸运的背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杨明月 这些“幸运”说辞的背后，体现的价值取向颇令人绝望。正因为命运改变的不可能，正因为凭借个人努力实现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阶层跃升难度加大，而主人公跳上了这一趟车，才得以“幸运”。 东来的长篇小说《凤凰籽》讲述了农村少年“我”从12岁到30岁的成长经历，主人公因为参加一档综艺节目《遥远的生活》改变命运，从镇中学来到县一中，来到城市，进入私立学校，考上大学，成为都市白领。 东来|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5年6月 这是一部讲述主人公“离乡进城”的小说，不可避免地，我们会联想起以路遥《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那些乡土小说，也会想起狄更斯《远大前程》、司汤达《红与黑》之类描述城市化过程中阶层差异和底层奋斗的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抑或也会想起菲利普·罗斯在《人性的污秽》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与身份认同混杂的批判性思考。这样的题材注定充满挑战，非常欣喜的是，青年作家东来给出了自己对时代的回应。 一、怎样的幸运？ 在小说《凤凰籽》中，有前现代农村社会“买老婆”的恶习，有中国现代化大修高楼大厦的经典情节，也有后现代功绩社会内卷导致年轻人生活无意义感的刻画。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生活图景呈现在同一个取景框下，书写的难度可想而知。东来运用倒序手法，设置录制类似“变形计”综艺节目的核心情节，把农村与城市相连。 随着科技进步，在城市化后期的当代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和娱乐文化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贫穷和富裕的二元对立并不是工作人员想展现的核心，人设反而才是重要的。参加综艺能带来曝光度和名气，节目组也需要城乡差异来赚取观众的流量。正如导演所言：“没人想看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哪怕他再可怜再贫困，也无济于事，大家想看的是一个人身处逆境却不屈服，励志、成长、百折不挠，但同时，你还不能显得太好强，不能暴露野心，这样才能安放观众的同情和怜悯。” “真相”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想看什么。媒体熟谙观众的心理，而能发挥话语权的观众，显然是一部分城市中产，他们需要的是情绪的安放与投射，这些不能逾越出自身阶层的主体认同。 阶层是《凤凰籽》的核心问题指向，但小说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幸运”。比如主人公进城后在私立学校的英语老师、学校的宿管阿姨、做兼职认识的朋友安迪，他们一致认为主人公是幸运的。主人公的英语老师从教育这一角度告诉他，县一中衡水式的残酷竞争机制，只会摧残人的心灵，要花上很多年来修补，主人公能从县一中来到城市里教育资源雄厚、环境宽松的私立学校，已经足够幸运。 宿管阿姨们来自河北的乡下，她们从空间环境的角度看待主人公的经历，她们的孩子经历离乡、打工、无奈返乡的循环怪圈，认为主人公能够在城市中安身立命，跳出怪圈循环，是“幸运”的。安迪则触及阶层分化的核心，按照他的说法是“腔调”，“腔调”可以让人看起来更“贵”。他从厂哥摇身一变成为咖啡师，用品位装扮自己，他认为主人公已经进入最稳妥的赛道，拿到了好出身的证明，在身份上拥有了通向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这些“幸运”说辞的背后，体现的价值取向颇令人绝望。正因为命运改变的不可能，正因为凭借个人努力实现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阶层跃升难度加大，而主人公跳上了这一趟车，才得以“幸运”。 阶层跃升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和《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指出，大学生在大学的种种表现与他们出身的阶层相关，教育系统里存在着一种隐形的权力运行模式，上层阶层由于家庭教育和职业资源的注入，可以在大学这一套运行模式中胜出，弱势阶层的孩子上大学会始终处于一种“学徒状态”。 即使大学毕业，获得学历证明，但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品味背后也是阶层与话语权力微妙交织的产物，包括艺术审美、礼仪、知识，等等。这一切又成为习性，成为阶层合法性的证明。 小说中养母杜丽就为了“阶层习性”上的延续，让儿子杨克森参加各种夏令营，学习网球这样一种贵族运动，中产之家也要努力竞争，为保有自己的阶层地位而苦心经营。最后，在有着强大控制欲的母亲管教下，不堪重负的杨克森竟因为烧伤毁容而自杀。相貌颜值也是当下时代文化话语权的重要一环，就像小说中综艺拍摄的取向：“大家都喜欢漂亮聪敏、热情洋溢的人。” 小说中月龙老师的经历值得我们思考。月龙老师在大学期间办理休学回到老家歧流镇，在镇中学做代课老师，因此和主人公相遇。她上大学后遇见了同学薛，薛是真正来自精英家庭的孩子，她的梦想是成为外交官，因为她父亲曾经做过驻外参赞，耳濡目染之下，自然生发出这样的职业理想。而月龙从小到大就觉得自己跟“外交官”没什么关联。 同样的大学文凭，对月龙和薛而言，其价值和能获取的资源完全不同。她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和薛一样的大学已是幸运。薛学习资源丰厚，舍得花钱，随手分零食就是德国的巧克力。她指责月龙没有理想，浪费时间去做家教。这样的优越感让月龙崩溃，她思索下来竟没有真正想做的事。一直想赢、一直在赢的月龙竟然败在了没有梦想上。然而，有些人可以谈论梦想，有些人谈论梦想却是奢侈的。月龙从小到大没有向人求助的概念，上大学要还助学贷款，要挣生活费，什么都得靠她一个人。 有意思的是，十几年过去，月龙再次遇到同学薛，这时她的工作经历了互联网公司的起飞，收入大涨，她“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还会去更高的位置”，而薛则打算去做扶贫组织的长期志愿者。月龙再一次遭受打击，她为自己感到恶心，她感到薛又一次轻松地赢过了她。因为薛不仅在梦想这一维度上可以俯视她，在道德这一层面也超越了她。 “月龙”和“跃龙”谐音，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阶层跃升岂是这样就真正实现？很快，时代红利慢慢消退，更年轻的人挤入竞争赛道，月龙被公司裁员，她认为“之前只是运气好，跟上了大流，并不是真的赢了”。 自序中作者东来提到“小镇做题家”一词，也在小说中描述了县中学生力争上游、唯成绩论的教育模式。月龙能以全县第三的名次考上北京的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做题家们的梦想是离开家乡，成为城市中产，但结果往往是成为“打工人”。他们遵循优绩主义的道路，目标确定，确信道路前方成功的许诺，不达到目标就认为自己“输”。这样的“赢学”取向不啻另一种人生控制。 月龙努力奋斗，“幻想能抵达某个地方”，她为此将处于长久的不安与内耗之中，也许也会在工具理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比月龙晚生好几年的主人公，没有赶上互联网红利，接受了白线上的蚂蚁的人生比喻，他认为自己一旦被风吹下，就会落入流水里，随波逐流，或是跌回蚂蚁堆，陷入互相内卷踩踏的绝境。 作者东来明确反对这样的价值取向，主人公多年后回到县中，发出的是“我究竟是谁，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散播这份确信”的疑问。小镇做题家的努力不可否认，他们有苦痛，有不平，有委屈，但在教育系统和工作就业的层层磋磨之下，唯独失去了反抗和质疑外部世界的心气和勇气。 二、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 主人公能和城市里的养父母同住的契机是亲生父亲国胜在建筑工地坠亡，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赔偿，父亲去世得没有尊严，正义没有得到应有的伸张，给少年的他造成强烈的打击，世界展露的残酷真相和被人无视的屈辱压垮了他。 “我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把自己活得这么悄无声息，从生到死都这么微不足道，无人在意，也无人真正关心。人活一世，一声响动也没有发出……悲恸尚未抵达，我先对他生出几分怨恨——怨恨他的无能和软弱，带我们上了一条孤舟……国胜是一个反例，我暗下决心，绝对不要变成他那样的人，绝对。” 可是，“幸运”的主人公真的能摆脱父亲一样的命运吗？ 多年后，当养母出现在节目镜头前信誓旦旦地指责主人公忘恩负义时，主人公竟像父亲一样归于无声，保持沉默，他并没有出面澄清，他任由别人误解，任由自己的名声变差。这样的举动何尝不是跟父亲当年一样“一声响动也没有发出”？当年父亲的失权是因为经济弱势带来人格上的弱势，而主人公现在的失权，更多的是文化话语上的弱势，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 主人公内心里存在着一个虚弱的自我。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也没有认同过自己，选择女友田微清也是因为她和养母一样对人生有着十足的掌控力。但只有历经变故，才知道这一掌控之下的孱弱和不堪一击。女友要靠她父亲的庇护，在知道主人公的过去后选择解除婚姻，主人公遭遇事业和情感的危机。 与上一代小镇做题家月龙不同，主人公的人生选择更偏保守。他不会去比较梦想，但也存在着自身的匮乏。这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匮乏，从出生就伴随着他。因为母亲菊妹失智，村里的大人们也认为他不具有心智，主人公从小遭受嘲笑侮辱，他渴望得到一种智识上的“体面”，拍摄节目到杨克森家，他随身带的是一本《德伯家的苔丝》。 他在大学期间开始伪装，利用教授的孩子这一身份，“因为实实在在发现它有用，养父母的社会地位拂照到了我”。但在表面光鲜的身份背后，养父母家庭的晦暗、养母为了钱而抚养自己的真相败露，也打破主人公先前的滤镜。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主体性的缺乏让他在养母重返综艺节目之后只能逃跑。 主人公和父亲国胜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们说到底都是一个“封闭”的人，他们尝试过走出自我的边界，但历史和外部环境的制约让他们难以成功。 正如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中说：“我在遗憾自己任由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当年国胜没有随同乡去广东闯荡，留在燕子窠延续田园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国胜后来不得已放弃喜欢的田园生活，反而做起农民最常见的工作——建筑工。最终发生意外，坠楼身亡，沦为城市化大潮下的牺牲品，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 [法]迪迪埃·埃里蓬|著 王献|译 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年7月 如果说国胜代表了以前人们介入城市化的方式是纯粹的力与血，人们对于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还有对于贫富、道德的希冀与诉求，那么到了当下，贫富问题已不再是问题的重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没有写商人巨贾间的道德与利益之间的纠葛，而是聚焦于如养父母杜丽和杨爵所代表的文化精英身上。 小说原名《涉过歧流》，主人公来到养父母家，忘却过去，重新选择身份，是水流流经的一个大分岔，他是水里的人，虽然到处流动着，但水在水流之中是无法辨认自身的。读完全书，我们无法从主人公自己和其他人物身上知道主人公的名字，“我”没有姓名，那“我”究竟是谁？小说中写：“我向前走一步，它擦掉一点，这对我是一种提醒，除去这具肉身，我还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最后一无所有的主人公回到生养之地燕子窠，如燕子还巢，只是那儿早已物非人非，他没有见到任何亲人，反而遇见村里的“巫”——一位老妇人，她认出主人公是国胜的儿子：“我热泪盈眶，感觉像是饥饿的人从赤贫的地里刨出了最后一个土豆。‘是啊。我是他的儿子。’” “刨出土豆”的泥土性比喻，证明主人公与这片土地仍然精神相连，“乡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自然象征，深刻影响着主人公。他抛弃的身份在这时回归，他把当初怨恨的父亲认领回去，与之和解。虽然原点不再是原点，但就像雾气渐收的村庄，经受外部的洗刷，会露出更清晰的棱角：“村子在雾气的流动中复活，朦胧中的建筑物全部恢复了生气……一切又变得清晰……溪水流淌，山风呼啸，树木摇曳合并而成山林之声，熟悉又遥远”。 主人公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外部的风景，以前他在燕子窠只觉得这是让他厌烦的景物。他不再封闭自己的内心，打开感官，用内心丈量过去与现在，在与外在世界的碰撞交互中，自我才能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原来，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如何存在，才是幸运，而这样的幸运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4813111.html?f=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