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石墙树，如何让城市与自然共生？

纪录片《从前有座森林》 树木是最常见的植物之一，我们熟悉的树普遍扎根于土地，而有一类特殊的树生长在石墙缝隙之间，它被称为“石墙树”。   石墙树主要分布在香港岛中西区山坡及旧建筑群，最大树龄超过 120 年。生活在香港的自然科普专栏作者王婷留意到她家门口的石墙树，通过翻阅资料，她了解到香港石墙的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现存的三类石墙的砌筑方式皆为树木提供了生长条件。由于好奇石墙树的生态情况，王婷还带着热成像仪进行实地考察，慢慢拼凑出这类特殊生境的生物图谱。在这座繁华大都市里，石墙树与人类居民、野生动物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   2025 年单读与 SEE 基金会共同发起了“自然若比邻”创作征选计划，《石隙生境》是该计划发布的第二篇作品。这篇作品中，王婷详细介绍了香港的石墙和石墙树的情况，并在一手资料中穿插过往案例与科普知识，帮助更多人了解石墙树存在的意义。无论是从历史源头发现文化与技术的延续，还是在实例中探寻更好的管理方法，这篇文章希望能将石墙树与城市的共生作为一种启示，引领人们寻找与自然更恰当的相处之道。 石隙生境：香港石墙树与城市共生的百年启示 撰文：王婷 01 山城之下，树从何来？ 初到香港的人，往往会被这座城市的“垂直性”震撼：高楼林立，道路曲折，山城气质扑面而来。有人笑言，“在香港，不能穿高跟鞋”，因为上坡下坡实在太多。而当抬头张望，只见玻璃幕墙与广告牌，很少发现树影婆娑的街景时，便会有人疑问：“香港的树都去哪了？” 其实，有一种树一直都在，只是它们不在公园，也不在广场，而是——长在墙上。这类在砌石挡土墙缝隙中扎根生长的植物群落，正是香港特有的城市景观：石墙树。 香港地势陡峭，城市建筑自开埠以来便要与山地搏斗。为开出道路，殖民政府选择“削坡就路”，在山体边缘开凿道路，再以石墙加固，防止山泥倾泻。这些石墙，便是挡土墙，是城市得以依山而建的基础设施。 最早的石墙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由客家打石工人以传统“箱形砌法”建成。它们细致紧密，石块整齐排列，用石灰与沙浆粘合，造价高昂，因此多用于重要建筑的基座。接下来的几十年，石墙的风格随着技术演进而发生变化，从不规则的火山岩砌墙，到加设水平和加固石条的混合墙体，再到逐渐取代原始石砌结构的现代混凝土墙体。 而自然植物，正是在这些时代的缝隙中找到了生根的机会。石墙树是自然对城市规训的无声抵抗。它们既非纯粹野生，也非完全人造，而是人类文明与自然力量相互妥协的产物。 坚尼地城的一棵石墙树长在挡土墙的拐角 图源：王婷 02 石墙的前世：山体、工程与殖民的遗产 根据《香港树木等级册》资料，全港共有 264 棵石墙树，其中中西区占 188 棵。而这些石墙树里，列为古树名木的共有 35 棵。我家楼下正位于香港中西区石墙树最集中的区域——西营盘。 西营盘最初只是一座山，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军营所在地。为了安置不断涌入的居民，自 1851 年起，这里成为香港首个有规划的住宅区。沿山开路，裁坡建街，街道布局规整，先开设东边界与西边街这两条纵向街道，用于连接山上与山下的区域。随后在两者之间依次开拓了四条横街：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与高街。这些街道的两侧，都是以石墙为基础拓展出的平台，用于楼宇建设，也成为石墙树密集生长的地带。 石墙也许千篇一律，外观平凡，常常隐藏在高楼之间，被建筑遮蔽。然而，它们建造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基石，更是香港百年历史的见证者。通过采访本地石墙研究者张朝敦，我了解到，香港现存的石墙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察其建造方式，比如从用材与工艺的细节中，便可推测出石墙建造的年代： 1. 1840—1860年代：系梁墙 这类石墙采用中式“箱形砌石”工艺，类似传统中国城墙的构筑方式，由当年来港的客家打石工人引入。墙体表面光滑，是由形状规则的石块纵横交错排列而成，俗称“一丁一顺”结构。其中，纵向的石条被称为加固石条，贯穿整个墙面。石块切割整齐，缝隙之间以轻薄的石灰和砂浆精细粘合。 由于这种工艺制作与运输成本高，耗时费力，实际使用时间很短，现今只在少数高档建筑的基座上还能见到。在西营盘的爹核里仍可找到一堵旧石墙。 第一代石墙的结构 图源：Feralogue 野叙创意设计工作室 2. 1860—1910 年代：石砌墙 这一时期的石墙多使用不规则的火山岩或方形石块砌成，结构上分为前、中、后三层。前后两层为石块堆叠，中间则填充小石块和泥土。这种石砌墙必须采用一层一层堆叠的方式来建造，在当时尚无机械设备的年代，其施工如同金字塔般，由无数工人的汗水与劳力凝聚而成。 尽管排列方式多样，但几乎所有此类石墙都使用了当时进口的英国水泥进行三角封边处理。由于火山岩形状不规则，墙体常有缝隙，成为石墙树生长的天然“温床”。随着时间推移，水泥封边老化，留下的空隙更为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 第二代石墙的结构  图源 Feralogue 野叙创意设计工作室 3. 1910—1930 年代：水平石条加固的石砌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石墙在砌筑方式上更为讲究，常在石墙表面加入水平石条，以加固结构。这些石条通常由混合石灰与泥土，或早期混凝土制作而成，像一道道横梁贯穿墙面，增强稳定性。 1930 年代以后，石墙的使用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混凝土护土墙。混凝土墙体光滑无缝，不再保留缝隙，也就不再为植物提供生长的土壤和空间，石墙树的生长也随之减少。 第三代石墙的结构 图源 Feralogue 野叙创意设计工作室 前三类石墙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石墙背后多有土壤支撑，这为树木扎根提供了条件。只要仔细观察石墙树的根系走向，就能看出它们如何穿透石缝，循着水分、养分与阳光的方向延展。水流过的地方，便留下生命的痕迹。只要留心感受，就能读懂它们的生长轨迹。这不只是对自然的观察，更是对城市历史的聆听。 石墙树的生长结构示意图 图源 Feralogue 野叙创意设计工作室 03 石墙树的种类与生存哲学  石墙树的生长，可以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规划”结果——一种源自自然，却意外适应城市结构的生命策略。这种规划，不靠设计图纸，而靠时间的耐心。树的种子通常并非人为种下，而是先被鸟类或蝙蝠吃下，在这些动物排便时，种子恰巧掉落在石墙的缝隙中。随后，树便在石缝中艰难地寻找水分与养分，开始萌芽，长成幼苗。 但这还只是开始。幼苗要经历风吹雨打，还要面对人为清理的风险，挺过这一切，才开始进入小树阶段。这是一场真正的“植物冒险”。香港大学詹志勇教授在其著作《石墙树保育》中提到，石墙树平均需要 4.44 年才能成功地将根系稳定扎入墙体。 在这场石墙上的自然游戏中，最出色的“玩家”非榕树莫属，尤其是细叶榕和笔管榕。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根。这些气根能够向四面八方生长，主动寻找支撑物和养分来源。气根不仅能固定榕树本体，还能将吸收到的水分与养分输送到上部枝叶，支撑其持续生长。而榕树根部快速扩张的特性，也让它们在石墙上如鱼得水。 根据詹志勇教授 2014 年的研究，香港石墙上的主要树种共有六种榕属植物，包括细叶榕、大叶榕和笔管榕等。它们属于本地的先锋树种，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果实是鸟类和蝙蝠喜爱的食物。动物们吃下果实后，种子随粪便四处传播。当种子刚好落入石墙缝隙，如能获得足够的水分和阳光，便会发芽，长成小树，最终成为我们所见的石墙树。 榕树能在石墙上生长，除了依赖气根，也得益于它的绞杀特性。在自然界中，榕树原本是一种依附型植物，常在其他树种上汲取支撑。成为小树后，它会从侧枝长出悬挂的气根。这些气根在空气中摇摆，目的就是寻找一块土壤扎根，获取更多的资源。 一旦气根找到土壤并固定扎根，它便开始吸收水分与养分，输送至上方树体。随着光合作用增强，它会长出更多气根，完成自我供养。这些气根最终将木质化，逐渐缠绕寄主树的主干，最终挤压它，剥夺它的阳光和营养，直至绞杀致死。榕树则取代寄主，继续向上生长。 若要观察榕树绞杀特性在石墙上的展现，西营盘乔治五世纪念公园是不容错过的地点。这里位于西营盘东边界的尽头，原为 1889 年为邻近医院病人休憩康复而开辟的用地，由山坡改造而成的石墙平台，如今已成为一个足球场与体育公园。 这片石墙上分布着壮观的石墙树群，主要沿着医院道与东边界约 4 至 5 米高的石墙生长。行走其间，高大的榕树遮蔽了阳光，林荫之下，清凉宜人。入口处的石墙上原本还嵌有香港殖民时期的石刻“Hong Kong”字样标牌，如今已被榕树木质化的气根层层包裹，仅能透过树根之间的缝隙，隐约看到一角旧标，颇具历史沧桑与时间的纵深感。 榕树的绞杀特性，从自然角度看或许显得残酷，但当城市的石墙取代了“寄主树”，为榕树提供依托时，它便无需终结其他生命也能存活。在石墙上，它不仅延续了自己，也用繁茂的枝叶装点了冰冷的城市街道，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乔治五世纪念公园入口处的石墙树，树根层层包围“绞杀”着石墙 图源：王婷 除了榕树，另一个常见于石墙上的树种是构树。在西营盘余乐里的一段石墙上，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吸引了我注意。也许是小巷阴暗潮湿，这里没有高大的榕树，却长出了许多蕨类植物，如铁线蕨，还有一些小树，比如构树。这棵构树，枝干纤细，一个主干插入石墙缝隙中，地面却长出了 5、6 个侧枝，呈螺旋状向上攀生，生机盎然。 构树是一个特别的物种，它似乎只在贫瘠的土壤中才能茁壮成长。我回忆起曾多次在阴暗、贫瘠的土地中见到构树，而往往在肥沃的土壤里，它却竞争不过其他植物。若说榕树是凭借自身强大成为石墙树，那么构树则是凭借懂得“差异化竞争”——避开资源竞争激烈的土壤，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从而在夹缝中脱颖而出。 我常在闲暇时分，在家楼下的石墙树前散步。不只是因为树木阴翳，更是因为这些它们每天似乎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每棵树都能长成参天的石墙树。今年五月，在余乐里的一段石墙的入口处，我还看到一棵正在生长的黄葛树，但到十一月再去时，它已经踪影全无。石墙上的许多生命转瞬即逝，有的消失得悄无声息，有的则留下断裂的树根，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存在。 石墙树不只是城市绿化的一部分，它更像是城市与自然博弈后的妥协，是缝隙中生长的生命，是石与树、人类与自然之间，最朴素也最顽强的对话与共生。 2025 年 5 月石墙上的黄葛树（左）于 2025 年 11 月份消失了（右）图源：王婷 04 缝隙中的多样生境 石墙树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遮荫纳凉的街道空间，也为城市中的其他生物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多次行走在石墙树下，我都听到“咕咕”“ 叽叽喳喳”的鸟鸣声，但一抬头，却往往什么也看不到。渐渐地，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更容易观察到栖息在石墙树上的动物？ 我想到动物保护人员有时会使用热成像相机来追踪野生动物的活动。于是，我向一位从事生态保护工作的朋友借来了热成像设备，带着实验的心情，第一站前往香港坚尼地城著名的“网红”石墙树——科士街的一段高耸石墙。 这里近年来已成为香港旅游“City Walk”（城市漫步）的热门打卡点，不仅因为这段石墙高达 9.5 米，墙上栖息着一整排巨大的石墙树，其中有的高达 10 米，堪称全港最巨型的石墙树；也因为从旁边的篮球场望出去，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香港城市景观。 坚尼地城科士街沿街石墙树打卡机位（左）与其平台上向下拍摄的香港城市景观（右） 图源：王婷 我站在石墙树下，开启热成像仪，果然在密密麻麻的树冠中发现了一只鸟。鸟的平均体温在 39° 到 43°，体温高于周围的树叶和墙体，因此在画面中呈现出黄红色的轮廓。热成像帮助我穿透榕树复杂的枝叶网络，在视线难以触及的地方找到了这只“隐形”的鸟。 走近仔细观察，原来是一只鸽子，白色的腹部配着黑色的羽毛，体态饱满，显得十分安逸。它时而发出低鸣，似乎在呼唤同伴。顺着回应的鸟鸣方向，我发现更多的鸟类声音来自石墙后方大片的坡地树林。这些树林与石墙树的树冠交织在一起，仿佛构成了一条天然的鸟类通道和生态廊道。 我继续沿着坡道而上，才发现科士街的石墙并非仅有一排，而是由多面石墙构成的一个大型平台。平台上建有篮球场，场边则被矮墙分割，使得石墙树得以贯穿整片区域，延伸至各个角落。 据历史资料记载，科士街的石墙建于 1892 年，当时是为了修建屠宰场、猪圈和羊栏而建。这一带曾是港岛的边缘区域，因此许多“不宜进城”的设施都设于此，如垃圾场、屠宰场、甚至临时瘟疫医院。2008 年，随着城市更新，这一地区的屠宰场被迁移，原址改建为运动场和休憩公园。尽管许多人已遗忘这段历史，但这里的 27 棵石墙树，仍默默地记录着城市发展与变迁的痕迹。 科士街平台上的篮球场也被石墙树包围 图源：王婷 通过热成像，我在石墙树上还发现了麻雀和红耳鹎的踪影。在穿行一段矮石墙旁的楼梯时，听到一阵嘈杂的鸟鸣声。我用热成像一扫，发现一群小鸟正聚集在石墙树下的土壤中，灵活地跳跃着，低头啄食，显然是在觅食。 热成像相机拍摄的麻雀聚集在石墙树背后的槽里（上），实拍场景（下） 图源：王婷 这些矮墙旁的石墙树因紧邻篮球场旁的花槽和空地，根系得以延伸至泥土中，使得榕树既保留了石墙树特有的“瀑布状”垂根，又能像普通树木一样扎根于土壤中，更加稳固茁壮。 慢慢地，我也摸索出一种最有效的石墙树观鸟方法：先用耳朵辨别鸟鸣的方向，再用热成像确定它们的具体位置，最后用肉眼或望远镜细看。若运气好，还能在石墙树下的台阶上发现许多鸟类掉落的羽毛，这印证了这里确为它们的聚集栖息地。 西营盘英皇台台阶上掉落的鸟羽毛 图源：王婷 当然，热成像并不是万能的。石墙树上的许多生物它是无法辨识的，比如蝙蝠、壁虎、蟑螂、蜜蜂等。这些生命体活动于石墙的缝隙之间，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为丰富，竞争也更为激烈。 有一次抬头，我竟然在一棵石墙树上发现了一只老鼠的尸体。它不知通过何种方式爬上了石墙上的树枝，但当我看到它时，它已死去多时，仅剩下悬挂的尸体，引来大量苍蝇和黄蜂觅食。这一幕令人震撼，也提醒着城市生态中的生与死就在眼前。 死去的老鼠挂在石墙树上，吸引来了苍蝇和黄蜂 图源：王婷 而热成像相机也意外展现出一些石墙缝隙中水流的轨迹。这些水可能是居民生活用水，它沿着石墙平台的排水结构流出。在热成像画面中，排水管常呈现出异常的热量，不知是否是因热水流动，还是因鸟类或其他小型动物聚集所致。这些“热迹”也为石墙树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石墙树不仅是城市绿化的一部分，更是人与自然共存的见证。在这些石缝与枝叶之间，城市的生命悄然展开，隐藏着丰富且复杂的生态故事。借助科技，我们或许能一窥它们的秘密，也更懂得珍惜这不经意长出的、城市缝隙中的野性与生命力。 石墙树上观察到的物种与生态系统 图源：Feralogue 野叙创意设计工作室 05 石墙树管理与共生的博弈  从坚尼地城回西营盘的路上，我走上了连接西营盘与半山的般咸道。这里有五棵曾引发全港热议的石墙树，也是最能直观展现石墙树顽强生命力的地方。 从西营盘正街搭电梯一路向上，抵达坡道尽头，便能看到一堵陈旧的石墙与阶梯相嵌的街道里面。石墙上布满痕迹，有的是由不规则的山岩堆砌而成，有的则使用整齐的石块砌筑。墙缝中还涂抹着颜色不一的水泥与石灰，那些斑驳的修补痕迹，正是这些年来人为管理石墙树留下的印记。 这堵石墙上如今长着四棵相对矮小的榕树，高约五米。但它们并非原貌。在 2015 年之前，这里原本有六棵高大健壮的细叶榕。 2015 年 7 月，一场暴雨导致其中一棵百年石墙树倒塌，紧邻的一棵也受到牵连。出于安全考虑，路政署将其清除。这一幕就发生在一个巴士站前，幸好当日是周日，无人上下班上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然而，仅仅两周后，在一个深夜，路政署又将剩下的四棵石墙树一并砍除，理由是“公共安全”。住在对面大厦的居民们一觉醒来，窗外原本枝繁叶茂的树木，已变成四根光秃的“树桩”。树根仍紧紧抱着石墙，仿佛誓言不离不弃，直至生命终结。 这场砍树事件迅速引发社会争议。有市民在被砍去的树根上挂上纸折的白花，作为悼念；也有环保团体要求立法保护石墙树，不再随意砍除。在网络与媒体上，越来越多声音指出，石墙树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香港独特的自然与历史融合的象征，承载着本地文化的连续性与集体记忆。 事件后，政府里的绿化、园境及树木管理组，加强了对全港石墙树的普查，制定了更系统的石墙树定期检查制度，包括检查树体健康、根系对石墙结构的影响、墙体的稳定性。通过加强执行《树木管理指引》，促进跨部门协作，石墙树调查与风险评估，优化紧急处理机制，推动小区参与等措施。 最令人意外的是：四棵石墙树，竟然“又回来了”。 事实上，在被砍不到一个月后，就有居民发现，般咸道石墙上的树根竟然开始长出新芽。“这些根部长出来的是‘水横枝’，是石墙树的自救机制，”香港大学詹志勇教授解释道，“它们源自树体内部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潜伏芽’。当树处于健康状态时，这些芽不会生长；但当生命受到威胁，它们便会迅速‘爆出’，努力长出新枝叶，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以维持生命。” 十年后的今天，望着这面石墙上再次长出的四棵石墙树，我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力量何其伟大，这些石墙树，又是何其坚韧。 般咸道上被砍的石墙树的生长变化，2015 年 8 月（上），2015 年 9 月（中），2025 年 5 月（下） 图源：FB 群组&王婷 与我同行的是港大景观建筑系的高级讲师 Gavin Coates。他说，尽管这些树奇迹般地长回来了，但它们的稳定性远不如从前。“当初被砍伐时，树的主根很多都受损，有的被截断，有的已开始腐烂或中空化。如今它们重新长出来，要恢复过去的稳固状态，还需要时间。” 我问他，有没有办法更好地加固这些石墙树。他回答说：“现在我们主要靠工程手段，比如拉线支撑。但如果从根本上改善，就要想象一种为石墙树量身打造的城市环境。” 他进一步解释道：“比如，减少街道上的车道，腾出空间扩建种植槽，让榕树的气根能够落地扎根，继续生长。这样，它们才能像在自然中那样稳固并健康地成长。这是最自然、最有效的加固方式。” 但他也坦言，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存在挑战，尤其是在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的香港。 石墙树的管理，最终变成了一场复杂的博弈：生态价值、历史文化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平衡。它们是大自然在城市缝隙中的奇迹，是历史与生命的交界。但在现代城市治理的框架下，它们也必须面对现实的评估标准——是否“安全”？是否“干扰市政”？是否“值得保留”？而每一个判断背后，都牵动着政策、技术、市民情感，乃至于对“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根本想象。 06 石墙树, 情感与信仰, 城市秩序 每天随着城市建设与更新，香港的石墙树也在日益减少。更多没有列进古树名录的石墙树，或者还在石墙上生长的小树，经常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比如西营盘爹核里的石墙树是仅有的第一代技术的石墙，上面长了很多不同的植物种类。这里曾今一排都是这样的石墙。但随着沿街店铺的修缮。石墙逐渐被水泥掩盖。我第二次去得时候，工人正在改造墙面。石墙树的生存空间也越发狭小，只剩下一些蕨类和苔藓在有水分的管道下勉强存在。 很难说，这其中谁对谁错。对于沿街的商铺经营者来说，石墙树有时是一种“障碍”——它们的根系可能破坏地基，遮挡招牌，落叶堆积，也许还会引来蚊虫，阻碍装修施工。在有限的街面空间内，商铺需要招揽生意，翻新店面，清理墙体，而石墙树的顽强生长，似乎总与这些需求背道而驰。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未必真的厌恶树，只是当树与生计发生冲突时，选择变得艰难。 而石墙树呢？它们从未表达反对，也从未请求保留。它们只是静静地长在城市的缝隙里，在砖石之间找到一点点湿润的土壤、微弱的阳光，便倔强地扎根、蔓延。它们没有语言，却以根须写下坚持；它们没有位置，却从不争位。它们从不抗议，只是无声地证明：城市不只是人类的。 西营盘爹核里的第一代石墙逐渐被水泥覆盖 图源：王婷 通过观察和记录我家门口的这些石墙树与它们的生命史，我意识到，石墙树带来的不仅是生态学或物种保护的技术问题，更引发我们对城市“秩序”本质的深层思考：我们是否能容许非人类生命，以它们自身的方式在这座拥挤的都市中共处？ 当市民为抢救一棵古榕树奔走、呼吁，工程师在计算其倒塌概率时，石墙树早已用它们盘根错节的根系，写下了另一种关于生存的答案。对石墙树而言，“共生”从来不是一套由人类规划好的蓝图，而是一场实时进行的、生机勃勃的谈判。 榕树的根沿着台阶边缘延展，总能找到新的路径和栖身之处。我们所能看到的，往往只是那外露的十分之一——还有九成的根系，深藏在石墙背后与地下，与城市的基础结构交织在一起。而树冠与根系的生长是互为支撑的：越是庞大的枝叶，背后必有越深远的根。 很难说，人类与石墙树比，谁更“智慧”。正如英国作家理查德‧马贝（Richard Mabey）在他的书《植物夜总会：四万年的植物生活与人类迁徙》中所言，植物有能力解决问题，并从经验中学习。它们理当拥有和动物一样的道德地位。 坚尼地城科士街上的石墙树热成像摄影帮助发现鸟的踪迹 图源：王婷 保育石墙树，其实也在照顾人和树之间的关系。一棵树在一个地方生长多年，日复一日地陪伴着街坊市民，它不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一段情感的延续。也许树还在的时候，我们未曾在意；但当它被砍除，人们在烈日或骤雨下忽然失去了遮蔽，才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空虚。 石墙树是自然与文化融合的遗产。石墙本身承载着文化记忆——它们是客家传统技艺的结晶，由石匠一块块手砌而成，是中国传统建筑智慧的体现。而石墙树，也在现代社区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文化功能。小巷里的石墙树为街边商铺提供遮荫；文武庙旁的石墙树下，常有人摆放佛像与香炉。也许正因为榕树在中国传统中本就被视为神圣之树、村落守护者，当般咸道石墙上只剩下树根，人们过往在树根处插下的燃尽的紫红色香枝仍被留在原地。 无论榕树是否有灵，它们必定有情。 文武庙附近的石墙树上放满了各种文化背景下的神像 图源：Anson Wong，2019 🌳“自然若比邻”创作征选计划更多作品 文章原文 原文链接：http://weixin.sogou.com/weixin?type=2&query=%E5%8D%95%E8%AF%BB+%E9%A6%99%E6%B8%AF%E7%9F%B3%E5%A2%99%E6%A0%91%EF%BC%8C%E5%A6%82%E4%BD%95%E8%AE%A9%E5%9F%8E%E5%B8%82%E4%B8%8E%E8%87%AA%E7%84%B6%E5%85%B1%E7%94%9F%EF%BC%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