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到中年,她们分别离婚后决定一起带娃生活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今年,“全女家庭”成为一个上过热搜的热门话题,它指的是异性恋的女性与女性之间一起生活的形式。“全女家庭”其实只是一种活跃在网络上的提法,并没有学术性的意义,我们与其讨论它是否在呈现一种新的家庭模式,不如说,借此去看看女性的生活态度。
记者|吴丽玮持续被关注的家庭形态
2023年,丹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她跟媛媛以及两人的三个女儿一起生活的视频,抖音和视频号的播放量加起来有几百万。“那一年有一个热词叫‘离婚搭子’,我一看,我们就是‘离婚搭子’啊,我就做了条视频,一下就火了。”丹丹向我回忆道,那条视频是五个女性在同一屋檐下的生活日常,获得了上万条留言,“喜忧参半。有攻击我们的,但更多的是女孩子们的留言,说羡慕我们,也想找到这样一个能够一起生活的伙伴”。
那时丹丹和媛媛已经一起生活两年。在两人各自离婚之后,她们因为工作关系认识,成为朋友,后来又成了事业合作伙伴。离婚后独自带娃是她们都在面对的艰难,在共事之余,她们逐渐发展出了分担生活成本和合伙养孩子的关系。
丹丹(后左)和媛媛(后右)不仅是一起养娃的搭档,也是事业上并肩作战的伙伴,两人的情谊非常坚固(受访者供图)不过丹丹后来还是把这条爆火的视频隐藏了,觉得这个内容跟自己自媒体账号里的生意不搭,也怕那些谩骂真的会蔓延到现实生活中。她跟媛媛一起租房子时,曾经有邻居报警说她们“聚众淫乱”,丹丹又生气又无语,“我们只是在门口放了43码的男士运动鞋和男士衣服,都是媛媛从她哥哥那里借来的,毕竟家里五个人都是女的,想增强防范而已”。
去年两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因为觉得“离婚搭子”这个词不好听,她们被媒体改叫“养娃合伙人”。今年她俩正式开了一个专讲家庭故事的账号,重新开发合伙育儿的内容。“结果因为今年有‘全女家庭’这个话题,新视频又火了。”丹丹说,“现在去搜‘离婚搭子’是我们,‘养娃合伙人’是我们,‘全女家庭’也是我们。每一年的流行语会变,但是我们这样的组合一直都被很多人关注着。”
丹丹和媛媛的家庭生活账号涌入很多痛苦的女性。“她们会讲述自己的婚姻不幸、育儿压力和经济困难,常常说要‘在线蹲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生活搭子’。最开始我们想为这些女性搭建一个互相认识和组合的平台,给她们建了微信群。”丹丹告诉我,但是后来她还是将群解散了,因为里面骗子和发广告的人特别多,这并不是一个能找到朋友的理想方式。
《好东西》剧照“所以后来我们会在视频里强调,我们俩不是认识之后随随便便就搭在一起的,我们俩是事业伙伴,在合作过程中互相了解了人品。”丹丹告诉我。
打破“孤岛”
离婚之后,媛媛带着孩子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孩子快到上小学的年龄时,她买了套学区房,结果赶上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子烂尾。更糟糕的是,她没法在工作和育儿之间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
那时她还在中学当语文老师,工作很忙。孩子读小学一年级后,有段时间因为疫情被迫在家上网课,她一个人管不过来,就把孩子送回合肥的哥哥家里,由哥哥嫂子帮忙照顾。其间,她每晚下班后从南京开两个小时车去合肥,只为跟女儿待一会儿。“孩子从来没有跟我分开睡过,我走的时候她一直哭,后来哭了一整夜。没办法,坚持了不到两星期,还是把她接回来了。”
回到南京之后,媛媛给女儿报了课后托管班,原本以为能解决问题。有一天她把女儿接回来,发现女儿尿裤子了,“孩子跟我说,托管班的老师很凶,她不敢举手去上厕所。那一刻我情绪真的崩溃了。”媛媛告诉我。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2019年离婚之后,丹丹在南京开了自己独立经营的童书馆,因为出版社邀请她写一本绘本,经过朋友的推荐,她认识了会画插画的媛媛。她原本以为合作完绘本两人可能就不怎么来往了,直到有一天丹丹看到媛媛发的一条朋友圈,讲自己的无奈和绝望,“我就说‘干脆你来我这里当老师吧’”。丹丹回忆道,原本她只是想着让媛媛做个兼职,补贴家用,但那时媛媛已经从中学辞职,想找一个能有时间接孩子放学的工作。来到童书馆之后,媛媛的孩子可以在这里看书、写作业,等她下班,媛媛的收入也比原来高多了,兼职于是就变成了全职。
两人的生活也因为工作变得更加同频。丹丹两个女儿的学习和生活也需要人管,她自己没耐心,于是都托付给了擅长带娃的媛媛。三个孩子放学后一起在童书馆里写作业,这时丹丹会先去媛媛家做晚饭,做完饭回到店里接班,媛媛再带孩子们回家,等到丹丹晚上10点回来。丹丹说,一开始她的两个女儿只是偶尔地赖在媛媛家住,想到媛媛租房子有经济压力,她决定跟媛媛合租。现在媛媛买的房子交房了,丹丹租了媛媛对门的一套房子,孩子们依然生活在一起。
她们的友谊是不断经过考验的。
《了不起的女孩》剧照
疫情期间,媛媛的女儿得了脓毒血症,除夕夜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我那时候跟丹丹说,如果孩子的检验结果不好,我就不打算活了。当时所有的事情都是丹丹跑前跑后帮我弄的。”媛媛说,所幸孩子挺过了那一关,顺利康复。
疫情期间,线下童书馆的生意转淡,丹丹决定关店,需要拿出一大笔钱给会员退费,媛媛提出把刚到手的房产证拿去抵押。丹丹告诉我,虽然后来没用媛媛的这笔钱,但媛媛能把自己唯一的财产拿出来给她救急,这本身已经足够让她感动了。
关店之后,两人开始进军教培行业,做的是升学和职业规划。“媛媛是老师出身,我们对于政策的解读都靠她。我擅长销售,把她的分析拿出来讲给别人听。”丹丹说,生活和工作中两人难免有争执,“我是属于比较风风火火的性格,媛媛比较内敛,但是情绪容易波动,忙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争吵,但我们不会把问题留到第二天。”
两人相识于30岁之后,除了年龄自然带出的理性成熟之外,工作的历练和婚姻的失败都让她们更能够珍惜彼此的关系。“现在我们心里最重要的任务都是养育孩子,所以我们是打不散的。”丹丹说,她俩已经给三个孩子做好了未来的规划:丹丹的大女儿今年六年级,各门功课成绩平稳,未来就是踏踏实实参加文化高考;媛媛的女儿今年五年级,英语成绩特别突出,目标是考上外国语中学,以后走外语保送路线;丹丹的小女儿四年级,从小就不爱学习,“在国内肯定是考不上高中的,她现在在学美术,准备初中毕业之后去新加坡读三年制的国际本科”。
丹丹说,等她们把孩子托举到稳定的轨道上,就可以有两人享受生活的时间。“我们的关系不排斥爱情。”丹丹说,在她们组成五个女性的“全女家庭”之后,她自己谈过恋爱,媛媛身边也不乏追求者。“但爱情是我们现在比较靠后的选项,等到孩子们都上了大学,我们就选择退休,一起旅行和养老,到那时或许我们的家庭会增加各自的伴侣。”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晶看来,丹丹和媛媛的友谊是女性打破“孤岛”后结成的一种共生关系。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中,女性是被孤立的,因而很难在彼此之间建立友谊。”谢晶分析道,在封建社会里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讲的是阶层和门第”,而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以自由和专一的爱情为前提的婚姻成为一种理想,“在近代小说以及现当代的影视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对于这种理想爱情的呈现,人们,尤其是女性,开始把亲密关系放在所有关系之前,再加上家庭的原子化,这一切都使得女性之间原本非常稳固的情谊慢慢被削弱,甚至被切断。困于家庭中的女性是一座座‘孤岛’”。
《滤镜》剧照
女性的这种被孤立的状态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就已得到关注,并呼吁打破。美国女性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在她的经典著作《女性的奥秘》中描述了被“全世界妇女所嫉妒”的美国郊区家庭主妇,她们看似是“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但在这种舒适和惬意的生活方式背后,美国女性正在经受着“无名问题”的困扰:空虚、疲惫、绝望、不满、痛苦等等。弗里丹指出,在性别歧视与压迫的社会大环境之中,女性要将事业与婚姻、家庭一起融入自己的人生计划中,要争取与男性一样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离婚之前,丹丹也过着“贤妻良母”般的生活。“以前我都是把家庭关系当作事业来做的,跟我前夫的所有亲戚朋友,无论是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能处理成特别好的关系。”丹丹告诉我,她从学校毕业一年后,就辞职回家做了全职太太,前夫家是做五金生意的,她在店里管账,但是无法体现出自己的任何价值。“2015年淘宝直播开始了,我要做直播,公公婆婆都不让。后来抖音出来了,我说做短视频,他们是老脑筋,觉得五金只能做线下渠道,让我什么都不要管,回家带好孩子就行了。”丹丹说,在二女儿出生没多久后,她跟前夫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时候就想离婚了,但是自己什么都没有,靠什么离?所以我就忍着,我坚持一定要做童书馆,我想着把事业做起来就离婚”。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正在意识并试图摆脱“孤岛”,谢晶在大学校园里感受到这种变化趋势是非常迅速的。“依然有很多学生感觉到亲密关系很重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开始意识到,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获得幸福感的手段,并不仅仅只能靠亲密关系,或者是通过组建一个家庭。她们也意识到,两性赋予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往往有巨大的区别。男孩子有很多幸福感和价值感的获得方式,在恋爱中,女孩往往比男孩要更投入,也更容易患得患失。这与整个社会希望女性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很多女生在这一类意识觉醒之后开始寻求与外界建立更广泛和多样的联结。”
建立广泛联结的友谊
Cici和Mia搬到大理8个月了,过上了一种散漫又不失有序的生活。“逛逛市场,自己做饭,天气好的时候去喝个咖啡或者徒个小步,每周保证更新一次视频,录一期播客,再做一次直播。”Mia告诉我,刚到大理时,一向有着“大姐范儿”的Cici也不免有些担忧,觉得靠做自媒体为生心里头没底,“我就宽慰她,‘没事啦,成功和失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那种心很大的人”。
Mia说,Cici擅长决策,而她执行力强。在搬到大理之后,Mia负责每周更新视频内容,里面大多在讲述两人对友谊的感悟,或者是展示独立女性快乐的单身生活。从最表面的情况来看,她们俩是一个很互补的生活组合,Cici负责做饭,Mia喜欢收拾房间,两个人都是漂漂亮亮的,性格上也都挺随和。
《三十九》剧照Mia在广州读大学时学的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很多同学毕业都去传统媒体工作,但她觉得传统媒体有很多人浮于事的地方,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毕业实习时,她去了广州的一家公关公司实习,在那里遇上了Cici。
Cici比Mia大两岁,当时已有几年工作经验,显得十分成熟老练,两个人在一个组工作,这种状态颇使Mia感到安心和敬佩。Cici原本在江西老家的电视台上班,后来进了当地的烟草公司,干的是当地人最羡慕不已的工作,但她却一点也不高兴。“那个工作特别简单,每周我只用一天时间就能把所有工作都做完。”Cici告诉我,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于是顶着母亲极力反对的压力,直接跑到广州去应聘了新的工作。
两个人在广州都没什么根基,Mia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跟Cici一起合租房子,她们的事业轨迹也越来越重合。从公关公司辞职之后,两人一起做过微商卖面膜,创业失败了。后来她们又爱上了健身,考取了教练证书,开始在健身房里工作。
健身是她们此前的事业核心,也是对二人关系的考验。
Cici是健身房每个月的“销冠”,“我觉得当健身教练很有意思,它对人的能力要求很综合,除了健身的知识,还要了解客户的心理。健身教练首先需要让客户能够形成规律的健身习惯,只有让客人信任你,愿意来训练,你的十八般武艺才有机会展示”。
Mia一开始在瑜伽馆里当教练,但是那家店生意不好,于是转战到Cici所在的健身房,这样一来,两人面临着直接的业绩比较。“有一次我带一个女士参观,我能感觉到她心不在焉,压根没听我在说什么。后来她又来了一次,那一次是Cici接待的,我能明显感觉到她的眼睛在放光,显然,她会成为Cici的客户。”Mia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她心里很不舒服,“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但在健身房里,别人会觉得我很年轻,就不愿意信任我”。
Mia的不爽也被Cici捕捉到了,在我看来,Cici为修复友谊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那就是把自己的客户介绍给了Mia。“客户跟着我上的是偏力量型的课程,我会推荐她们也去上Mia的瑜伽课,因为这本来就是客户需要的。如果我们能开发出不同类型的课,客户在健身房的消费变多了,大家都受益。我害怕的是,我把客户介绍给了一个教练,但她没有给客户好的体验。我了解Mia,把客户交给她,我是放心的。”Cici说。
在结盟之后,两人就开始长期霸占销售榜的前两名。之后她们开了自己的健身工作室,工作起来变得更加合拍。“我们对于经营的观点非常一致,觉得把事情做好比赚钱本身更重要。”Mia告诉我,她们的工作室经常组织会员活动,“每次组织活动都会产生成本,这在当下不会产生任何收益,但我们在乎情谊”。
在搬到大理之前,两人作为同居密友,一起在广州生活了七八年,保持这份友谊的秘密在于她们从没想要锁死这段关系。
《轻于鸿毛》剧照Cici告诉我,她们俩都没有把工作室的会员仅仅当成是来消费的客人。“我们的工作室是辐射周边几个社区的,尤其产后修复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会员一个传一个,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来体验。”Cici说,在这个过程中,教练和会员之间的情感互动是非常多的,“妈妈生完小孩的时候,会经历一段艰难期,比如身材走样了,漂亮衣服都穿不了了,人变得很憔悴,会有很多痛苦,但是找不到人倾诉,家人朋友一听,可能会觉得你很矫情”。但会员和教练之间的距离刚刚好,在共同对抗产后困境时,展示出脆弱和崩溃是无妨的。“其实两个人关系的拉近,就是看谁能暴露出自己平时不愿示人的真实一面,只要对方能够接得住,两人的关系自然就会被拉近。”
Cici和Mia在创业的这段时间里,积累了很多女性间的情谊,这成为她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两人各自的情感探索也从来没有因友情而被阻挠。“在过去很多年里,我们都没有想过会有不结婚这个选项。”Mia在27岁时跟当时的男朋友一起出国度假,潜水的时候男友向她浪漫地求婚。“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原来我并不想结婚。”Mia说,她被男友的举动吓住了,顾左右而言他,最终并没答应,两人的感情后来也无疾而终。
Cici在刚去广州时就有一个交往稳定的男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男生,我们在一起三年,但是我后来渐渐发现,他不是一个能拿主意的人,我在想如果我们结婚了,未来的日子可能样样事情都需要我来操心。”Cici说这成了两人关系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我现在仍然觉得那个男生人品很好。可能20多岁时我会觉得结婚就是我去依靠对方,所以我不会选择他。现在我30多岁了,不会这么去想问题,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结婚了呀。”
陪着我思考人生
疫情不免让两人的健身工作室生意遭遇了一些波折。有一段时间广州封控,她们灵机一动跑到了大理去玩,在那享受可以外出活动的自由。“我们俩突然感觉到,就这么躺着生活,也没什么不好的啊。”Mia说,这次大理之行,不但改变了她们事业的方向,也让她们开始审视人生该做的选择。“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一直都是按照社会的要求去做选择,比如结婚、生子。为此我们也会去相亲,把彼此的条件都摆在桌面上谈,哪怕是没有感情,也要继续走接下来的流程。但我们从来没想过,这是我们想要做的选择吗?我们真的想要这样的婚姻吗?”于是她们关了工作室,退掉了房子,搬到了大理,开始了看似躺平的生活。
两人的家庭关系都有复杂的悲剧性,这或许能减少父母对她们这些非传统想法的阻挠。
Cici的爸爸在她出生后就抛弃了母女二人,“他严重地‘重男轻女’,只想生儿子,而那时候是‘计划生育’时代,所以他就离开了。”Cici告诉我,在她四岁的时候,妈妈选择了再婚,但继父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她与继父的相处并不愉快。“在我的生活里,跟妈妈是亲密无间的,跟继父十分疏远。”
Cici(左)和Mia(右)认识了10年,在彼此的陪伴下,她们开始审视人生该做的选择(受访者供图)Cici告诉我,妈妈一辈子都在体制内工作,当她逃去广州工作时,妈妈很失望,但又无计可施,“那时她对我的唯一要求就变成,‘工作既然保不住了,那就尽快结婚吧’”。没想到,妈妈的要求,她一个都没做到。
Mia告诉我,她的妈妈只能柔和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因为她连自己的婚姻都没有经营好,她觉得自己说说就算了,没有理由劝我一定要去结婚生子。”
Mia说自己“外热内冷”,性格来自复杂的原生家庭关系。Mia告诉我,在她小的时候,父亲还拥有自己原本的家庭,这让她一直生活在支离破碎的父母关系和周围人指指戳戳的议论里。Mia说,支撑着自己勇敢长大的是她一路领先的学习成绩和参与各项文体活动带来的成就感,“老师对我特别好,给我很多机会在学校里展现自己,这就相当于把我从家庭的痛苦中解救了出来。那时候我很倔强,浑身带刺,别人越是在背后评论我,我就越不要按照别人的想法和看法去生活”。
她对父母的感情也是百味杂陈的。
Mia初中时,父亲回到了家里,他明明是母女痛苦的来源,但Mia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爸爸。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出钱出力”。虽然她没明说,我仍能感觉到她在暗自争取爸爸的宠爱,“我爸爸和他前妻的两个儿子学习都很差,我又是我爸第一个女儿,每次他去学校开家长会,总是会有人羡慕他,‘哇,你女儿拿第一名唉’”。
《四喜》剧照她对母亲则既有怜惜,又充满否定。“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从小给我的自由度特别高,那时我总是想赶快长大,带着她离开,不要再跟我爸吵了,也不用靠他养活,但她似乎从没这么想过。”Mia说,成年过程中,她总是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跟母亲不一样的人,“我的妈妈平时是嘻嘻哈哈的,我就想成为一个严肃的人,做事情雷厉风行,很飒的那种。但越长大就越发现,自己不自觉地跟她越来越像,我也是嘻嘻哈哈的,以前看不上她在家种菜,现在搬到大理之后,我也开始种菜了”。
Mia告诉我,在她看到母亲的经历,以及她自己在社会行走中有了所见所闻后,她觉得人的生存一定需要跟社会产生很深的联结。这种联结其实不光亲密关系才有,“常常有女孩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留言,要蹲一个像我们这样的闺蜜。人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没有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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